1885年3月16日，东京一份报纸发布了一篇长达两千字的社论，标题为《脱亚论》，其作者是福泽谕吉。文章通过“麻疹”来比喻西方文明的侵入，声称日本国民的思维已开始摆脱亚洲的保守，转而向西方文明靠拢，并批评中国和朝鲜为“亚细亚恶友”，主张与其断绝联系。此后，这篇文章被视为明治时期日本的方针，似乎日本的发展和衰退都源于其推崇的“脱亚入欧”思想。然而，这一叙述掩盖了更为根本的问题：实际上，《脱亚论》发表之际，明治日本的军事扩张体制已在其之前建立。

1878年建立的参谋本部开始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的制度；到1889年，《明治宪法》直接将“统帅大权”授予天皇，军令无须内阁和议会的同意；1900年，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度确立，陆海军大臣只能由现役军官担任，使军部获得了对内阁的否决权。这意味着，明治日本的宪法结构早已将战争能力内置其中。《脱亚论》并未创造这一结构，而是为其提供了合法的“文明”语言，使得扩张看似一种“进步”。

《脱亚论》被解读为福泽谕吉的“脱亚入欧”宣言，但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篇文章实则是他在经历政治挫折后的焦虑之作。1884年，朝鲜发生甲申政变，福泽所倡导的改革方向遭遇重创；同时，日本国内的自由民权运动遭到打压，政府与民权派关系紧张。学者指出，《脱亚论》实际上是福泽对失败的反应，是他在感到失望后转向批判邻国，表现出了一种惶恐。

文章中对中国和朝鲜的苛责显露了福泽内心的不安。他表达的并非自信，而是为了割裂日本与这些邻国间的道义联系。更为关键的是，《脱亚论》发布时，实际上明治政府的政策与“脱亚”理念间存在微妙的矛盾。明治早期的外交目标是修改不平等条约，而日本的“入欧”并不是要变成西方，而是为了获得与西方列强对等的支配权。

想要理解明治日本为何从“文明开化”走向军国主义，需关注其制度架构。明治宪法设计时就将军队置于文官控制之外。1889年颁布的宪法中，天皇拥有独立的统帅权，而军令由将军直接向天皇报告，内阁无权干预。这一体制是早在明治时期建立的，目的是防止文官对军事的干预。

实际上，军部通过不合作的方式就能使内阁瘫痪，而这种制度根源早已埋下。明治国家并不是一个后来被军部劫持的文官国家，而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将军队设为独立政治实体的国家。《脱亚论》未曾发明这一构架，但为这一制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合法言辞：日本若是代表“文明”，而邻国则是“野蛮”，那么军队的独立性便被正当化为“文明征伐”的效能保障。

福泽的思想并非早期即指向扩张，在明治早期，他曾在《劝学篇》中写道“不生人上之人”，反映出他对平等的追求。